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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选民与单位存在着隶属关系，在选民行使选举权时，比如推荐协商代表候选人时，很容易受单位领导的影响。

专政展现了紧急权力接受法律规训的制度类型，但是古罗马共和时期还存在另一类紧急权力完全排斥法律的制度：中止一般执法活动(iustitium)。在后者之下，军事司令官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除有权搜索住房、扣押调查嫌疑人、没收武器弹药和限制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以外，军事司令官不得侵犯其他权利。

现代紧急权力法的特征则是：治理主体以文职官员统领为主，辅以军队介入。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支持米利根的请求。被赋予权力的官方当局应当为此做好准备，并时刻准备行动。在此之后，更多的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紧急法律、法规得以制定颁行。4.调适模式、惯常模式和例外法模式理论 200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欧仁·格罗斯，在充分研究西方古今非常法律及其理论的基础上，把危机时期的法律归纳为三种模式：调适模式、惯常模式和例外法模式。

在其休会期间，总统根据部长会议的建议可以宣告围困状态，但两天后国会必须集会决定是否维持这一宣告。[74]《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以下。为了摆脱侵权嫌疑，议会在回应司法判决时，还会特别注意运用立法序言或目的性条款澄清立法意图。

在瓦伦德诉阿尔伯塔案中，对话理论第一次进入司法判决。在他们看来，面对司法判决，如果议会能够通过普通立法程序予以推翻、修改或回避，那么此时针对司法审查反民主的诘难便大为减弱，〔28〕这正是对话的意义所在。〔64〕那么，如何才能让议会在解释权利法案时拥有更大的话语空间？诺普夫和莫顿主张，一方面应当严格限制法院的作用，将其功能定位于解释和适用权利法案上，即便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模糊地带，司法造法也必须以合理为限。〔30〕 法院和议会的对话依赖特定条件的支持。

作为一种新生理论，对话理论在实践中向规范性的跳跃确实令人感到突兀。〔94〕此时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违宪或者不一致宣告，提醒议会解决相关问题。

它涵盖了法院和议会互动的各个环节，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弱司法审查一方面赋予了法院有限度的司法审查权，为公民在选举之外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在看似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存在若干共识，为弱司法审查这种新的制度类型留下了理论空间。对于对话理论的这种自由主义底色，我们必须保持充分警惕，不跟风，不盲从。

不过，议会未必同意法院的意见，此时可以通过普通立法推翻或修改司法判决，甚至直接动用宪章第33条为争议条款排除司法审查。相比过去，法院可以更深入地评价立法的是非曲直，〔24〕英联邦国家需要为法院角色的这种转变提供论证。其原因或许在于，三个国家各自的权利法案只初步规定了法院和议会在权利保障中的权力和相互关系，至于这些权力具体该如何行使，法律没有也无法作出事无巨细的规定，留下了较大的自主发挥空间。总之，弱司法审查需要一种全新的、具有实践解释力的理论为其提供必要性论证。

第5条借鉴了加拿大宪章第1条，规定权利只受合理限制。〔3〕以此为基础，它们分别不同程度地接纳了司法审查权，建立起所谓的弱司法审查体制。

在传统议会至上体制下，议会对权利和立法的关系享有绝对发言权，法院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施加影响。二、对话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霍格等人用对话理论来证成弱司法审查体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其特定的智识资源与时代背景。

其二，认为对话理论可以克服或极大消解法院面临的反多数难题，因而是民主的。加拿大宪法学者霍格（Peter Hogg）与布歇尔（Allison Bushell）在合作文章中最早尝试用对话理论为弱司法审查辩护。以上三方面问题共同造成的结果是，对话理论关于弱司法审查制度必要性的论证是非常脆弱的，需要予以补强。〔63〕为此，曼弗雷迪提出，只有当议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宪法解释者并可以通过有效方式宣示此种解释时，才会存在真正的对话。〔36〕此外，某些敏感和争议立法即便得到了司法判决的认可，议会也有可能在判决生效后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完善。在此过程中，法律乃至作为高级法的权利法案本身的含义也能够得到更新和发展。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弗雷德曼（Barry Friedman）还特别强调社会大众作为对话主体的重要性，认为这有助于避免法院的宪法解释过分偏离主流价值观，为更新宪法内涵提供更强大的推动力和民主根基。〔86〕作为格里菲斯主张的继承者，汤姆金斯（Adam Tomkins）主张通过健全政治责任制等方法复兴共和主义观念，实现无支配的自由。

斯维特（AlecStoneSweet）较早提出协调建构理念，认为公共政策和宪法是司法与政治持续互动的结果：宪法设定了决策的基本环境，立法又构成对宪法的有力发展。３．法院在再审查案件中的立场 议会作出立法回应后，争议问题通常能够得到妥当解决，但回应性立法仍有可能被利益相关者诉至法院，从而形成所谓的再审查案件。

〔91〕此概念同样可以被用来论证弱司法审查在民主和自由两个维度的积极作用。除了前文提到的宪章第1条和第33条，还包括符合条件的宪章权利和第15条规定的平等权。

１．法院初次审查立法时的立场 在司法至上语境下，司法谦抑向来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主张。落实到具体个案中，法院应当尽可能通过必要的法律解释化解立法与权利法案之间的不一致，但司法权也不能过分干预立法权，法院对立法的解释应当以不超过相关条款的语义射程为限。来自法院的违宪或者不一致宣告此时可以发挥倒逼作用，促使议会及其背后的选民妥善解决权利分歧，进而提高民主质量。弱司法审查从传统议会至上体制发展而来，但为后者辩护的理论很难继续论证弱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加拿大1982年《权利与自由宪章》第24条授权法院可以为救济权利而选择适当措施，结合第52条关于宪章最高的表述，加拿大已经接近美国的司法至上模式。〔68〕一年以后，巴斯塔拉什（Michel Bastarache）法官也提出，法院的任务是和议会开展合作与对话，从而确保在宪章设定的范围内，民主意志得到最清晰的表达。

〔69〕 其次，对话理论为法官支持或反对特定法律解释方法提供了依据。此外，该观点也没有说明，如果议会没有行使立法推翻权，是否意味着法院作出的司法判决一定是反民主的。

韦勒（Paul Weiler）认为，宪章在法院和议会之间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宪法关系，有利于保障权利。迪克逊之所以支持司法审查，就是因为他看到日常立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弊端需要法院予以补足。

〔56〕 霍格的观点遭到迪克逊(Rosalind Dixon)的反对。〔39〕佩里（Michael Perry）进一步指出，司法谦抑不利于充分发挥法官在个案中实现正义的能力，不利于法院和议会就特定权利保障问题展开有效对话，不利于培养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政治道德观。〔37〕这些都被认为是议会关心权利保障问题并积极参与对话的有力证据。就民主维度而言，平等的公民参与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代议制之下无法完全实现。

而无论是修宪还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自我调整，往往都经历较长时间，增加对话的成本。〔50〕英国也有类似争论，有学者认为，当前议会已经对法院表现出过分的遵从，未来应当增强自身的回应性。

当不同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可以制定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以解决争议。前已述及，平等参与是瓦尔德龙理论体系的核心，他将民主视为实现平等参与的最佳方法，主张国家应当尽可能为公民提供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只有这种民主才是值得追求的。

经过重构的对话理论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具有相同或类似制度背景的国家参考和借鉴。在保障权利方面，法院和议会各有其优势，这些优势的发挥有赖于二者积极行使权力。